“润麟,外面有人找你!”1962年12月下旬的一个午后,北京东郊汽车修配厂里,班长探头喊人。机油味、铁屑声,被这一嗓子打断。郭布罗·润麟摘下厚厚的护目镜,抹了把汗,快步走到大门口。一位执勤警卫递上一封烫金信封共赢优配,只说一句:“务必亲手交付。”润麟拆开,里面只有寥寥数字:“除夕来家里坐坐——周恩来。”他心口猛地一震,没再作声,转身回到车间,那副粗笨扳手却握得更紧了。
信是新故事的开篇,却并非人生的起点。润麟1912年生于北京帽儿胡同,按族谱,他是郭布罗氏第八代。姐姐婉容晚清落幕前嫁给溥仪,他遂成“国舅”,顶戴花翎、进出紫禁城,看似风光无两。可在家里,他记得父亲给自己起蒙语名字时的叮嘱——别忘了,你只是个孩子,别学那些纨绔。于是少年时期的润麟更爱爬屋顶、拆钟表,身上反倒带着股顽皮劲儿,而不是满身规矩。
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宫门,“国舅”变成中学生。七年后,他随溥仪安排赴日本习军马科,日子并不好过。夜训时配墨镜跳障碍,险些被马头撞晕;教官只冷冷一句:“再爬上去!”十五年苦学,他炼就一口流利日语,还把德语、俄语也捡了起来。可读书终究服务政治,1944年回到长春,做伪满军校战术教官。日本投降,苏军铁甲车驶入机场,他和溥仪同时被押往赤塔。国舅头衔此刻不过囚号。
在苏联劳动改造,冬夜零下三十度,他靠针灸给战俘治寒痹,换来半块黑面包;有人问他图什么,他低声答:“能活着回家。”1950年共赢优配,这批战犯移交抚顺。管理所里,他第一次系统读到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同监难友回忆,那段时间润麟爱说一句“原来事情可以这样想”。认知变,态度也变,他铲煤、扫厕所最积极。1957年,被免予起诉释放,携家口回到北京,一切得从零开始。
找工作并不顺。先去玻璃仪器厂,车间闷热,女工赤膊操作熔炉,他抹不开面子,只好告辞。后来进汽修厂当钳工,双手老茧厚得能划火柴,同事却始终带着疏离:“那可是皇亲国戚。”润麟不怪别人,他自嘲道:“钳工也是技术活。”直到那封请帖送到手上。
除夕夜,西花厅灯光温暖。周恩来端起茶碗:“润麟,你现在在哪儿效力?”润麟答:“汽修厂钳工。”一句话说完,屋内微静。周恩来看着他那副近乎瓶底厚的眼镜,沉吟几秒:“技术工种要求好眼力,你这么深的度数恐怕吃力。这活对你是屈才,语言本事应该拿出来为国家用。”一旁的溥仪点头称是。席间再无多言,然而第二天,总理办公厅便把材料递到组织部。春节一过,调令下达:北京某翻译社,五国翻译,享受副处级待遇,住处由国家解决。
新岗位把润麟推回书本。他白天翻译资料,晚上给同事串讲日、俄口语,还抽空在胡同口摆针灸小摊,病人坐满长凳,竹匾边挂一张手写条——贫苦免费。有人疑惑他为何不多收诊金,他笑答:“共产党把我从阴沟里拉出来,这点心意不算什么。”1978年,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参与外国法系资料整理,几十万字稿件硬是凭记忆和手速完成,同事常开玩笑:“老郭活得像硬盘。”
私下里,他也保留少年癖好。七十岁拿摩托驾照,绕三环兜风,被交警拦下,摘头盔露出白发,对方翻证件愣住:“您是……对不起,请走慢点。”润麟跨上车,甩一句英语玩笑:“OK,慢点跑。”八十岁仍迷世界杯,凌晨两点拍桌子喊越位,孙子半夜被惊醒大呼:“您小点声!”
1994年,他办完退休手续,翻译、行医、写回忆录,三件事轮着来。他不愿渲染宫廷旧事,只反复强调一点——社会给人机会,人才才有价值。2007年6月,在北京医院离世,享年九十五岁。治过他的老病号送来一束菊花,卡片上写着:“先生妙手回春,更以仁心安人。”
周总理当年那句“屈才”,改变了一名战犯的归宿,也让一个曾经的皇族后裔在共和国找到立足之地。从钳工到翻译,从铁屑到书卷,折射的并非个人传奇,而是新中国对人的重新评价标准:身份不再重要,能力与担当最珍贵。如今回看那封除夕请帖,不过寥寥数字,却映出国家宽广胸怀与一位末代国舅的自新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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